清明節又將到了。近年，凡是到四月五日前後，是爲清明節。以農曆計算，“冬至百日是清明”。每年從這天開始，老廣州的居民，男女老少，拖男帶女，都會從四面八方涌向先烈路、黃花崗一帶，到銀河公墓和俗稱“大煙囪”（焚化和存儲骨灰的大樓）拜祭先人。這一來，馬路上車如流水，絡繹不絕。兩旁的行人道，又像千軍萬馬，前呼後擁，你來我往。有關部門不得多派些工作人員維持秩序。其實，前往拜祭先人的孝子賢孫，一般比較自覺地遵守秩序，特別是在“大煙囪”的裡裡外外，人山人海，擠得水泄不通，但是我從來沒有看到人們爲了找祭桌互相爭吵，或者大聲叫嚷，大家都聽從工作人員按先後次序安排。這固然有賴於民政部門服務人員的努力和組織，更爲重要的是人們都在懷念自己的祖先，心中充滿孝思，腦海裡醞釀着對先人在世時的回憶，所以大家總是安靜地遵守秩序。在迷濛的煙香繚繞中，我感悟到“孝以事親”和“百行孝爲先”的優良民族傳統在廣州繼續發揚。這親情，從古以來，一直溫暖着中華大地。
“清明”本來是古代24個節候之一。據《淮南子》雲，春分“加十五日，鬥指乙，則清明風至”。這時候，寒風過去，清風徐來，又應準備農耕了。農諺雲：“清明一到，農夫走跳。”又傳說，在戰國時代，晉國的世子重耳被政敵追殺，到了綿竹地區，無以爲食，飢餓得很，正在處境十分艱難的時刻，誰知道追隨他的介子推，竟找到一塊肉，煮給他療飢。重耳吃飽了才知道，這塊肉原來是介子推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來的。不久，重耳鬥爭獲勝，成爲晉文公。他想起介子推對他的忠心，就邀他出山當官。但介子推追隨重耳，只是意氣相投，政治理念相近，並非爲了要謀取官職。因此，儘管晉文公多次催促，他就是不肯。晉文公急了，便命手下放火燒山，逼他出仕。可是，即使把山上的草木燒得精光，卻始終不見介子推走出來。後來才發現，介子推把自己和老母親綁在一株柳樹上一起燒死了。這一來，晉文公既傷心又懊恨。過了一段時間，那株被燒焦的柳樹竟長出了新的枝葉，又復活了。晉文公感動得很，便下令在清明這一天，大家都要祭祀死去的親人，而在清明的前三天不準生火，只能冷食，以紀念被火燒死的介子推，這三天稱爲“寒食節”。其實，古人從介子推身雖死去，剛強耿介的名聲卻被流傳；從柳樹雖被燒焦，後來又發新枝，感悟到世間事物“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”的哲理，這是晉文公紀念介子推的舉動得以推行的根本原因。
正因如此， 漢唐以後，這風俗一直流傳了下來。在唐代，“寒食節”確不舉火煮食，但在親友之間，卻可以把火炬互相贈送，表示這是以“新火換舊火”的吉利時刻。皇帝甚至把火炬送給王侯大臣，作爲隆重的賞賜。杜甫還寫詩諷刺過這種行爲：“春城無處不飛花，寒食宮中御柳斜。日暮漢宮傳蠟燭，輕煙散入五侯家。”有趣的是，在唐代乃至宋明，寒食節成爲娛樂的節日，人們可以鬥雞走馬，花天酒地，到了清明節那一天，才上墳拜祭先人。人們對生命存在的歡樂，和對逝去生命的哀思，竟奇妙地連接在一起。
到明末清初，據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中記載：“清明有事先塋，曰拜清；先期一日，曰剗清；新塋必以清明日祭，曰應清。”所謂“剗清”，應是指剷除一切雜物的意思，他完全沒有提到過有關“寒食”的娛樂活動。不過，老廣州人在清明節的前幾天，不是沒事幹了，人們把精力用於製作或購買各種祭祀祖先的物品，例如元寶蠟燭、陌紙和新鮮果品之類。其中又必須有燒肉一項，稍爲富裕的人家甚至會購買整頭燒豬來祭祀祖先。以燒豬祭祀先人，廣州人喻意是希望祖先保佑後輩“紅皮赤壯”，身體健康。另外，燒烤過的豬肉，皮是紅色，肉是白色，這是喜事與喪事的結合，有着“方死方生”的喻意。據知，在中原地區，清明節掃墓時，也多以燒肉拜祭祖先。這習俗，可以視爲我國傳統對待生命的哲學觀念，在禮儀方面的反映。
不過，在廣州地區，清明掃墓，並不限於“清明節”當天。因爲，在嶺南地區，春夏之交，冷暖空氣對流衝撞，每年在清明節前後，天氣會突然發生變化。本來是麗日藍天，頃刻間彤雲四合，狂風怒卷，飛沙走石，大雨傾盆。在過去，碰上這種天氣，人們便說這是“掘尾龍”回家拜山了。在粵語中，拜山就是掃墓的意思。
掘尾，在粵語是指弄斷了尾巴。據傳說，在秦代嶺南有一姓溫的寡婦，在路邊撿到一個巨卵，她帶了回家，誰知孵化出一條小蛇。溫氏飼養了它，後來小蛇逐漸長大，婦與蛇情如母子。有一天，溫氏不慎弄斷了它的尾巴，蛇便離家而去。後來，這蛇化成爲龍。溫氏死後，葬在廣州附近的悅城。此後，每到清明節前後，這條斷了尾巴的龍，必來珠三角一帶給溫氏掃墓。“風從虎，雲從龍”，當“掘尾龍”到來時，自然風雨大作。這傳說，在《嶺表錄異》和《太平寰宇記》中均有記載。顯然，傳說的背後，包涵着知恩圖報，以及連蛇也知道回報養育之恩的意義。但這“掘尾龍”在什麼時候會回到悅城祭奠？也不知道它要來臨多少次？如果它突然出現，人們又剛好到了城郊掃墓，必然找不到遮風躲雨的地方，豈不是都成了落湯雞？爲了選擇良好的天氣，廣州人拜山掃墓並非一定在清明節當天不可，而是從清明節起到往後的一個月內，都可選擇合適的休假時間和天氣，前往近郊或“大煙囪”等地祭祀。總之，拜山的日期不必自我作繭；因時制宜，是老廣們辦事的方式和風格。
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以前，我國尚未推行火葬，人死後，即以土葬的方式把棺木擡到近郊埋掩。在廣州，1949年以前，清明節上墳時，只有男丁才能夠參加，女性只能留在家裡，準備拜祭祖先的晚餐。因爲人們認爲，墳地屬“陰”，女性也屬陰性，陰陰則相尅，男性則屬陽，陰陽可以相生。因此，若讓女性上墳，陰陽不能匹配，屬於不吉利的行爲。這習俗，無非是封建時代重男輕女思想的遺留。
我是廣州的“老西關”，作爲男丁，很小的時候，已經跟隨着大人到近郊的祖墳掃墓了。那時，廣州還沒有公共汽車，市民前往掃墓，一般經由小北或大北兩條路線。我家總是從大北方向，走往廣州附近的山丘。在祖父的率領下，叔叔伯伯，大大小小，總會有十多人蔘加。我和年紀相近的小兄弟們，則一路蹦蹦跳跳，打打鬧鬧，簡直把掃墓看成是遠足旅行。那時，經過了三元里，便算進入郊區了。在那裡，人跡逐漸稀少。我生性好動好奇，便走在叔伯們隊伍的最前面，一路上東張西望。有一回，正在跑跳間，忽然看見在荒涼的道路上，排列着十多所簡陋的小屋，屋外沒有門。我覺得奇怪，便走到其中一間的門口，探頭探腦地張望。只見屋子裡面，陰陰沉沉，在屋子的中間，則放着一具棺材，棺材的旁邊，又放着兩三個五顏六色，用紙紮成的人形，看來是用作陪伴死者的僮僕。這些紙人破舊不堪，風過處，紙片飄拂，像是向我招手。正猶豫間，屋子裡呼的一聲飛出了一隻蝙蝠。我害怕得很，趕緊溜開。叔伯們看見我驚慌得“臉青口脣白”，一面責備我不知好歹，容易“撞邪”（粵諺，碰見妖魅則會生病之意），一面告訴我，這種地方叫做“厝”。一般富貴人家，人死後，棺材不會立刻掩埋，而是放在“厝”裡停放兩三年，等到選到風水寶地才入土安葬。但有些人家，或家道中落，或遷到外地，那麼留在厝裡的棺材無人照管，躺在棺裡的死人真成了孤魂野鬼。我經此一嚇，對“厝”既害怕又反感，覺得“死人佔生地”，真讓人噁心。當然，隨着廣州市區建設的發展，過去屬於三元里地段的近郊遠郊，現在已成爲鬧市的一部分，那些“厝”早就被高樓大廈壓下去了。滄海桑田，時代和城市建設的發展，這是必然的。地下深處，埋着各種各樣的東西和骸骨，反成了考古學家們最感興趣的去處。所以，用不着怕神怕鬼，該怕的倒是社會上某些惡棍裝神弄鬼。
其實，在我居住的康樂園，西區一帶，也曾丘墳林立，即使到了“文革”時期，在俗稱“西洋菜地”外邊凹凹凸凸的山地，我曾見過某處歪着一塊殘碑，上面刻有“此處埋骨五百具”的字樣。在我所住過的西區“夫婦宿舍”，到清明時節，還看到校外的有些人，走到附近的幾處墳頭，壓上“紅錢山陌”，焚香祭掃。現在，康樂園西區已是樓房林立，環境優美，有些幽暗的地方，還是年輕人談情說愛和小孩們“鬼混”的好去處。
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有句雲：“縱有千門鐵門檻，終須一個土饅頭。”中原地區，平原一望千里，人們一般把先人埋在土地上。爲了易於識別，便把坆墓砌成半球形，確像是一個個從地面上凸起的半個饅頭。不過，我在小時候，跟着大人們到廣州近郊上墳，舉目四望，墳塋都建在丘陵的山崗上，這也是我們把掃墓說成是“拜山”的原因。在山體的斜面上，墳頭不規則地排列，但都面朝山下的方向。它們的形狀，像是從地面上凹下去的半月形，頗像兩邊有着扶手的沙發或老式的“公座椅”。左右兩邊伸出的泥堆，稱爲“山手”，後邊兩側各立小碑，稱爲“后土”；而像是椅子扶手的前端，也稱爲“山手”。這“公座椅”式的墳塋，多用泥土堆成，稍有資財的人家，則在“椅”上和墳面上，澆灌了水泥，堆砌着石塊，顯得比較堅固。在“椅”上的正中央，則嵌入一塊長方形的石碑。如果死者是已婚的男姓，碑文一般寫着“顯考×公××之位”；如果死者是已婚的女性，則寫爲顯妣×（丈夫的姓）門×氏××之位。至於盛着死者遺體的棺木，實際上是死者頭部對着墓碑，遺體則縱放在“椅面”三尺泥土之下。當祭祀者向着墓碑叩拜，恰好是隔着泥土，正對着死者頭部以及整個遺體致祭。
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，嶺南地區建墳的方式，是因地制宜的做法。因爲嶺南包括珠江三角洲，市區之外多是丘陵地帶，而且風雨頻繁，如果墳墓砌成饅頭形一個個堆在一起，和高高低低的丘陵根本無法區別。更重要的是，雨水從丘陵上方流下，若暴雨傾盆衝向“半個饅頭”，則水土容易流失，“饅頭”便不復存在。至於把坆墓做成“公座椅”形，如果山上的積水往下方衝擊，它便會通過半圓形的“椅”背順勢而下，墳塋本身的泥土不會受到過度的沖刷，這就不存在消失或者被改變形狀的問題。嶺南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性格，也體現在墳塋的建造中。
當我們走到祖先的墳邊，正想擺開各種祭品，附近的幾個村民便拿着鋤頭圍攏過來。這類人，大家都稱之爲“山狗”。他們不由分說，揮起鋤頭，反覆喊着“紅山利是囉！喂，紅山利是囉！”就不由分說，要爲主人家的墳塋除草培土。這時候，我們的叔伯連忙把他們攔住，說好修理墳塋的要求以及費用。其間自然少不了討價還價，彼此爭論不休。等到達成口頭協議，“山狗”們便開始揮鋤勞動。說來有趣，近代廣州的商業意識，也瀰漫到荒墳野冢間。這買賣，我們每次在清明節上墳時都會遇見，紅包也是要準備奉送的，它成了清明祭祖的慣例，也是附近農民趁在開耕之前，通過勞動取得的一筆額外收入。
墳塋和周邊的野草被清理之後，“公座椅”也煥然一新。“山狗”們便鋤出些半圓形的土塊，置於墳頭正中和“后土”、“山手”的上面。鋤出的土塊，形如仰碗，與復土構成一陰一陽的模樣，便於祭祀者把它捧起，然後壓着被稱爲“紅錢山白”的陌錢。所謂“紅錢山白”，乃是兩張不同顏色的陌紙，一張紅色，一張白色。白色自然與喪事有關，而紅色則寓有吉祥的意味。這一白一紅，哀與樂交集，方死方生，也曲折地反映嶺南人在思親的日子裡對待生死的態度。
墳塋清理完畢，彼此滿意。村民們收取了“紅山利是”，說聲“承惠”，叔伯們也說“唔該曬”！（粵語等於“謝謝了”）他們便轉到別家的墳墓做生意去了。幼年時，我參加過多次“拜山”活動，但從未見過孝子賢孫和“山狗”們爭吵打鬧，即使做不成買賣，人們一鬨而散，祭祀者則自己鏟泥除草，不會在祖先墳前爲了一點錢出醜弄乖。和氣生財，這是嶺南人掃墓的一條法則。
“山狗”離開後，叔伯們便領着我們幾個小兄弟，在拜桌上擺上甘蔗燒豬之類的祭品，點起蠟燭和有粗有細有長有短的煙條，然後由祖父率先對祖先拜祭。隨後，大人們依照輩分逐個鞠躬上香，我們幾個小孩子也輪着跪地叩頭。這有秩序的祭拜方式從不會改變，大概是古代講究“昭穆倫序”的孑遺。禮畢，大家便在祖先墳前焚燒紙製的元寶，一時火光烘烘，熱氣騰騰。這時候，大人們或坐或站，一面嚼咬着甘蔗，分發着燒肉，一面訴說些家族源流，逝者往事。面對荒冢，大人們或慼慼然吸着香菸若有所思，或說些有趣的新聞談笑風生，孩子們更多是把清明節拜山（上墳）視作旅遊。當蠟淚成灰，冥鏹熄滅，大夥兒便相率下山。黃昏裡，丘陵處處，只留下紅白色的陌錢在風中輕輕搖拂，點綴着荒野的蒼茫。
記得有一年我們在清明節掃墓，已念初中的堂兄咬完了甘蔗，便詩興大發，大聲誦讀傳聞是杜牧所寫的一首詩：“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慾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是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”他念詩時搖頭擺尾，頗爲得意，叔伯們也豎起拇指表示讚賞。我卻不服了，大聲說：“唸錯了，我們小朋友唸的不是這樣。”大人們覺得奇怪，就讓我也念念。我也不客氣了，站起來大聲讀誦：“清明時節雨濛濛，路上行人要出恭。借問屎坑何處是，路人遙指對面沖。”（粵語，“沖”是小河）我把這詩一口氣唸完，叔伯父哈哈大笑。我正在洋洋自得，誰知爺爺卻嚴肅地指着我說：“好學唔學，學這種打油詩。百鳩厭！”（粵語：“百厭”即討厭、頑劣。“鳩”等於“屌”，罵人的話。）我吃了一驚，扭頭便跑，兩位小兄弟也跟着我跑。當跳過幾個別家的墳冢，忽然想要尿尿，兩位小兄弟也學着我，拉開褲襠，先叫一聲：“唔該借歪！”（歪，粵語可讀作me，側邊。全句意思是“對不起，請讓開”。）這是大人教導我們，如果在郊野要撒尿，一定要先說上這兩句話，讓附近的神鬼走開，防止那半弧形的拋物線液體無意間射中了他們，否則回家時會遭受報復生病的。我們把尿撒完了，回頭一看，大人們已收拾好祭品，我們也就飛跑下山，跟上了大隊伍一起回家。後來長大了些，再一想，從把杜牧的詩改爲打油詩一事看，發現詩歌押韻的改變可以影響到整首詩的格調，這也引起我在大學求學時對詩詞聲調產生了研究的興趣。
近四十年，廣州和全國各地一樣，對逝者推行火葬、海葬等多種形式。但把骨灰保留在公墓大樓的做法，依然居多。這也無可厚非。後人在每年的清明節時捧出先人的骨灰盒仔細拂拭，寄託哀思，緬懷逝者，這屬於人之常情。至於廣州人供奉祖先的祭品，依然必備燒豬與甘蔗。甘蔗切段，拜祭完畢，一家大小，相率把甘蔗吃得乾淨，取其有始有終的意思，並且祈祝死者佑護生者，在今後的生活中，“一碌蔗咁甜咁掂”（意思是祝願生活像一段甘蔗那麼順暢和甜潤）。這些獨特的清明節符號，寄寓着老廣州人在哀思中又融合了對幸福生活的憧憬。上文說過，在唐宋明三代，古人把寒食節和清明節連結在一起，在盡情歡樂後祭祀先人。嶺南人一般沒有出現“寒食節”的紀念方式，但在清明節的整個祭祀方式中，分明保持着哀樂交融方死方生的精神內核。這也是嶺南人既繼承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，又因地制宜和因時因事制宜，作出合情合理地祭祀先人的方式。
逝者既已矣，生者日方長。正視現實，着眼未來。這是既靈活生猛又淡定樂觀生活態度的表現。從清明拜山的情態和一些特定的禮儀符號裡，我們也可以窺見老廣州和珠三角地區人民的品性。